【好啦！多数二、三个出来，我们就可以不用买枕头，还可以开寝具用品专卖店。不多聊了，这时候我好想唱“祈祷”今天听到一首歌“家後”以後唱给你听。】
母亲交保回来之後的日子，对我来说，是台北逛街的开始。
第一次自己出门是在一天的下午，我站在路边，看了店面的门牌後，发了个短信问父亲：“林森路转弯可以去那里？”
父亲被这个问题问倒了。你是在南路还是北路？你是正在向南走还是向北？你是要向东转还是向西转？天哪，中国大陆人人都是东南西北的转，好像人人都随时知道他的座标。
我那能知道啊，这是台北。所以我决定自己摸着走。
台北就这点真好，各家门牌清清楚楚的，我只要知道我现在是在那条路，随便它路怎麽转弯、怎麽交叉，只要我认准了路名，抓着门牌，我也能回到原来的位置。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有条件时，我就很放心的一个人开始逛。
父亲在给母亲的短信中，一再的叮咛母亲要注意我。他始终担心我会迷失在台北这个色彩缤纷，充满了年轻人气息的城市。但是他真的小看了我。
跟着父亲在国外这麽多年，看过的怎麽样也够资格说“有点见识”吧！怎麽可能二下子就在台北迷失了呢？
其实要迷失还真难。不管是我一个人，或是和母亲二个人上街洗马路，我们都是乾洗，因为口袋里没钱。顶了天，我们也不过就是在大玻璃橱窗外看看热闹而已。
有啦！我和母亲都爱死了台北的麦当劳叔叔，可以续杯耶！我和母亲二人，一个续杯下来就是一下午。
回台湾，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的，就是去领我的第一张身份证，之後拿身份证和户籍誊本去办新护照，大功告成。等回到中国，我再去领一个新的台胞证。
从此，只要我高兴、口袋里钱够，我想到台北逛一逛，不就随时都可以飞过来飞过去。
哥哥的事就难了，谁叫他是在中国念书！“全世界那都可以去念书，谁叫他偏偏在中国，该当兵就先给我回来当兵吧！”妈妈一路问是一路摇头，几乎就是没法度他了。
在开始的那一段日子，从火车站到外交部的那一个方圆，我们几乎是天天跑。从开始的每天新鲜500，到後来的不知道要看什麽，就这样我们渡过了刚回到台北的前半个月时间。
在那段日子里，我们都是在台大医院地铁站上下。後来父亲和我在学校一起吃饭时，才突然想到问我：“你有没有到台大医学院後的食堂吃自助餐？他们那儿的自助餐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。”
老爸你还真行！台北现在长的是个什麽样子了，你都不知道还问我这问题！再说，我在台北的时候你不问，现在我都回到中国了，你问这，算是个什麽样的问题哎！不是存心气我，明知道我吃学校食堂的饭都快疯掉了。《两万多学生的学校食堂，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十二道菜让你自选，同样的菜让你选四年。你来吧！》
父亲就不一样了。
他和别人共同操作的工厂，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之後就生产有了困难，在资金也跟不上的情况下，不要说赚钱还债了，连过日子都是用数的。严格的说，其实他跟被债权人盯上也没什麽两样，只是没有债权人带着棉被睡在父亲屋子里而已。
但是他还是得想办法，有一个问题解一个结，因为债务的解决及我们一家四口要活下去，还是要靠他的。
母亲没有带我回台湾以前，她和父亲两个人，至少还互相有个心里依靠。
母亲回台湾的第一天就有了麻烦，这个事情给父亲的打击不小。之後我先回中国，在见到父亲时，看到他萎靡的模样，我也看的难过。
他在短信中对母亲说，房间的床上有二个枕头，他从第一个数到第二个，第一个给他自己用的，用第二个枕头的人呢？他如果用第二个，那麽第一个的人呢？
母亲看了大笑，回了他那麽一段短信，要他再多数些出来。
那天，母亲的心情还不错。
在等法院通知开庭的日子里，大家的心都很虚，因为不知道什麽时间开庭，这对母亲来说，就是不知道什麽时间可以离开台湾。
父亲和母亲都不关心诉讼的本身。父亲在给母亲的传真中，已经将事情的可能及对应和母亲讨论的很清楚，母亲在和律师谈话的时候，也说的很明白。既然是本票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这种事也假不了，该还的就和对方来谈，该赔的就要赔。至於怎麽赔，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。
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个诉讼要怎麽结束？如果按照台湾的法律程式，母亲要想离开台湾可能还是个遥遥无期的事。法律的规定对不对，我们也说不上，但是这个诉讼还真的很有可能结案困难，如果是这样，按照法律的条款，母亲还真的就会被限制出境到死。
可是，为什麽是母亲被告呢？
父亲和母亲急的是这个。
但是这天，父亲在数枕头时，母亲还很天真的回复他，她要唱“祈祷”、还要唱“家後”。
还要父亲多数几个枕头出来，好开个寝具用品专卖店的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