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忆残缺的童谣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马莲开花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、二九、三十一，三五六，三五七，三八、三九、四十一，四五六，四五七、四八、四九......
大雨哗哗下，北京来电话，叫我去当兵，我说，我还没长大。簸，簸，簸簸箕，红门楼，绿簸箕，小孩儿，小孩儿，你躲喽，我过去——
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一个小孩儿做飞机，你拍二，我拍二......
童年的影子，就伴随着这些残缺不全的童谣一路飘过来。透过这些童谣，那个恨不得一夜之间长大的小丫头，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一件红上衣，一条红裤子，一双小红花布鞋，梳着齐耳短发，站在窗台上，两只小手扒着窗棂子，踮着脚尖，眯着小眼睛望着窗外，伴着外面哗哗的雨声，大声地喊：“大雨哗哗下，北京来电话，叫我去当兵，我说，我还没长大！大雨哗哗下，北京来电话......”
童年的画布虽然是五颜六色的，然而红色却是唯一的底色，母亲喜欢用红色来装扮她的女儿们，因为红色是太阳的颜色，象徵着温暖和朝气，就如同母亲为我取的名字一样，希望我永远像一轮海上初升的太阳，而更为重要的是，红色代表了我整个幸福的童年。
首次生死攸关的时刻
儿时那张如同天使般圆圆的小脸蛋儿，招惹得家人和四邻不知因为我凭添了多少笑声。而我的出生之迷，更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。重男轻女在七十年代的农村是普遍现象，所以母亲在生了哥哥後，就做了节育手术，我恰恰是手术之後又硬挤来人世的。母亲在做完手术後，又怀了孕。父亲当时极力劝阻母亲，希望她打掉孩子，那孩子也就是初为人形的我。於是他几次欲领母亲去医院，但都没能如愿。那一次，母亲架不住父亲软磨硬泡，狠狠心，下了做人流的决心。在手术室外等待的过程，是我这一生第一次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母亲左思右想，不行！说什麽这孩子也不能打掉！也许是因为身为人母的天性，不忍将腹内婴儿的生命就此葬送，她坚决地、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。母亲一念之间，决定了我的存在与否，於是在那年冬天，大雪纷飞的季节，我得以到此人世走一遭。
我把自己丢了
大约三四岁的时候，那时家里还要种地。母亲一天把我交给大我三岁的二姐，就跟着爷爷、奶奶去山上栽地瓜秧。二姐也不过还是个小孩子，我对她说要撒尿，她也没多怀疑，就开了屋门，我轻松地过了这道关，趁她一不溜神的功夫，又打开院子大门，溜了出去。开始的时候是兴奋的，一路小跑着要去追妈妈，以为用不了多久就能看到他们了。可谁知，路越走越陌生，怎麽找也找不到地方。又害怕又伤心的我，站在路边哇哇地哭起来。母亲说我的头发出生的时候就盖住耳朵了，又三四年从没给我剪过头发，在那之前一直是在头顶梳个朝天辫，她说，那模样好看极了。头发从上面散落下来，像开着的一朵花。可是，那天她偏偏把我头顶的花朵给剪掉了，还弄得像个秃小子似的，面目全非了。结果村里的人见到这样一个在路边哭的小孩子，连是男是女都辨别不出，更不用说知道是谁家的了。抱着我找家的那个人，我至今都不记得他的名字和模样，虽然後来到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，偶尔一次和母亲出门，见到他，母亲向我介绍，我也没怎麽看得仔细，他似乎是个很腼腆的人，看着我，不好意思地低着头，也没怎麽和母亲说话。印象中是有个人抱着我到处问人，後来我怎麽到了爷爷怀里，就不得而知了，只清楚地记得趴在爷爷肩上，问，我们去哪儿，爷爷说回家呀。我开始还不相信，後来直到见到家里的大房子，熟悉的记忆终於重新恢复了。而这件事，二姐也一直耿耿於怀，不过她记得的是她生平第一次挨打，而且吓得魂飞魄散。
幸福的味道
七、八岁的时候，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，全家人把户口转到了城镇。母亲闲暇的时间多了起来，秋天的时候，常常领着我去采蘑菇，她左手挎个小柳条筐，右手拉着我，走路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哼着歌，但大都带有平剧的味道。那时的快乐感觉是用今後一生的时间去回味的。采蘑菇就像寻宝一样，找到一处，就高兴得大声喊，妈，快来，这有一堆。等母亲过来，看见了之後，也同样发出赞叹的声音，唉呀，长得真好呀，又新鲜、又大！听到这话，我更加高兴得像只小麻雀似的，话开始多了起来，围着母亲叽叽喳喳，问东问西，问母亲，蘑菇都有多少种呀，都在什麽季节长出来呀；树有多少种呀，都叫什麽名字呀；村子外面还有哪些地方呀，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母亲是答得出的，等遇到答不出的问题时，她偶尔也会皱一皱眉说，回家问你爸去。家乡的那种蘑菇是鸡腿蘑，生长周期短，又不容易保存，采下来几个小时之内必须食用，否则就一点点全都变黑，最後烂掉了。但是它的味道极好，和小白菜一起下锅炖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香味就飘得很远很远了。去年冬天的某一天，我就突然特别怀念那种味道。可惜那时市场里还没见到这种蘑菇。前几天，在家乐福超市，偶尔看到摆上柜台的鸡腿菇，标价竟也不菲，我有点兴奋，但是，这时却没什麽兴趣要吃了。或许，我一直怀念的不是蘑菇，而是那种幸福的感觉吧！
酒精也紮屁股
小时候最怕生病打针，那时候一感冒就打青霉素，打针的是个女赤脚医生，眼看着她啪地一下，打碎一支玻璃管，抽出里面的药水，把长长的针头插进另一个小玻璃瓶里，慢慢地把药水注进去，边注边晃，我看得有趣，还伸手去要她手里的上下晃动的那个贴着纸标签的小瓶子，可是过一会，情况就不妙了，她悄悄地向母亲使个眼色，两个人就一起把我摁住，在我还没明白怎麽回事的时候，屁股上就凉凉的了，以为是被紮了针，其实不过是擦了酒精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毫无防备的我，顿时放声大哭起来，随後就变得很紧张、很害怕。还有一次生病，躲在奶奶厨房里去不肯打针，家人都哄我说，不是给你打的，是给奶奶打针来的，我问奶奶是不是，奶奶回答我说是给她打。我以为奶奶是不会对我说慌的，就进了挨着厨房的卧室里，突然呼啦一下围上黑压压一群人，把我摁倒在炕沿处。从此以後就变得更加害怕打针，直到现在想起打针，仍是心有余悸。
玩不好的游戏
七十年代末，八十年代初，农村的小孩儿，很少有玩具。小夥伴们在一起就玩过家家，树枝做筷子，树叶做碗，把泥巴用手做成各种形状：方的，圆的，扁的，还有像陀螺一样的，当作糕点。在地上，用树枝画上几个方格子，就规定这里是卧室，那里是厨房，那里又是院子等等。有时候也玩藏猫猫，最初的游戏规则是，只要看到就算赢，後来就改进为不但看到，还要捉到，因为自己个子小，跑得又慢，轮到我捉人的时候，就常常输得直哭。最主要的一方面原因还是，母亲对我们的管教开始严厉起来，她不允许我们跑到外面去玩耍，渐渐地，和小夥伴们就疏远了，游戏玩得少，自然就不怎麽会玩了。
飞舞的小野花
大多数的时候，我是和邻居家的冬子一起玩，冬子比我小三岁，她叫我小姐姐，有时候，我扮老师，她扮学生，我教她语文和数学，也有时候，我们两个跑到她爷爷家门口那堵老墙上，去掏鸟窝。把一根有树杈的树枝伸进墙上的土洞里，用力地转几下，猛地往外一拉，鸟窝就这样被掏了出来。另外就是在春天的时候，我们把早早钻出地面的野草当成花，移栽到另外一处地方，还煞有介事地在上面罩上一层塑胶，弄成温室，再浇上水，幻想着，它开出美丽的花来，然後我们两个可以去卖花，一定会赚好多好多钱，赚了钱，我们就买好多好吃的糖果，说不定还可以给妈妈买件新衣服呢。
再後来，天渐渐暖起来，游戏的节目也丰富起来，玩累的时候，就到林子里采野花，林子里开满了各种漂亮的野花，红的是狗尾巴花，黄的是薄公英，紫的是苜蓿草，还有五颜六色的爬山虎。不过，在我记忆最深处，有一种野花，占据了我整个童年的天空。母亲告诉我，它叫老牛筋，因为它的枝条坚韧，生命力顽强，像牛的筋一样。而且它的花朵，随着枝条的生长，一路开下去，随长随开，随开随长。那是一种不很漂亮的小小花朵，然而却有着变化多姿的色彩，特别是那种一朵接着一朵地开的势头，更让我钦佩，所以怀念至今。
那时，我们常常把老牛筋从地上扯下来，用它来编成花环，戴在头上，还编成跳绳，黄昏的时候，在饭菜飘香的院子里，一边唱着歌谣，一边在野花飞舞中跳上跳下，红红的小脸蛋儿上，荡漾着如花般的灿烂笑容。
家里那只小黑狗，就蹲在旁边，随着我的跳上跳下，把它的耳朵左一下右一下地摆动。
为长发而抗争
小学四年级之前，我一直梳着小刷子头，母亲叫它“五号头”，就是那种额头前的头发贴着眉毛上面剪得齐刷刷的，脑後的头发也是贴着脖颈剪得齐刷刷的。每次剪头发的时候，我都会痛苦流涕，哭着闹着，奢求母亲不要把我的头发剪短，开始的时候，母亲会耐心劝我，说，小孩子家，留短发，看起来多精神。更主要的是，她那时学了服装裁剪，每天要忙着赶完接到手里的活儿。哪还有时间天天早上为我梳头。劝来劝去，她劝得也烦了，看我还不肯就范，就板起脸来，大声地骂几句，这时候才吓得我乖乖地，一边抽噎着一边坐在小板凳上，头发茬这时就会和着泪水鼻涕粘在脸上、脖子上。这种感觉，更让我痛恨剪头发。
记得有一年，是大年三十的中午，母亲最後一次给我剪头。那次闹得最凶，但到最後，一样是胳膊拧不过大腿。头发剪完了，我也哭累了，趴在一边睡着了，到吃午饭的时候，胃口却变得极好。母亲笑着说，哭累了，劲也全用没了，能多吃饭了，也是好事呢。
在家排行最末，也最受宠的我，迷迷糊糊地挨着父亲跪在桌子旁边（我小时候吃饭是一直跪着的）用餐。家人用餐时，对於座位是很讲究主次之分的。我能跪在正位置上挨着父亲，不禁让小小的我萌生出小小的得意。嘴里嚼着馒头，一脸迷惑的我，听着母亲说的话，才隐隐约约想起来，睡觉之前原来是哭过一场的。
童年的记忆对於一个人一生的影响，是极为深远的，我始终这样认为。这种幸福、快乐的感觉会一直深深地埋在灵魂深处，不管在成长的路上经历了多少坎坷与忧伤，都不能取代这种与生俱来的幸福感。而这份幸福感，会让人变得更加坚强，更加懂得如何去追求和把握幸福。